關于數量

　　目前三星堆8個祭祀坑共出土青銅器近3000件，數量遠超國內同期或相近時期的遺址，顯示出顯著的集中性特征

　　關于形象

　　鳥、龍、神獸等核心形象可能在祭祀系統中承擔著溝通天地的媒介功能，神獸的復合形態則暗示了三星堆人對自然力量的整合與想象

　　關于數字

　　古蜀人可能崇尚數字“三”，這不僅基于三星堆出土的組合銅器多以三個一組或三的倍數出現，還因為許多類似現象在后世亦有跡可循

　　關于延續

　　三星堆青銅器物鑄造技術源于中原，通過組合式創新適應了本地宗教需求。三星堆晚期與金沙早期年代重疊，二者存在文化共存期

　　青銅器作為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大量面具、人頭像等人面形象，神壇、頂尊人像等場景化器物在中國青銅文化體系中獨樹一幟。這些青銅器最早出現在什么時候？有哪些工藝特征？在青銅時代的中國，三星堆青銅器處于怎樣的位置？

　　4月28日，由省委宣傳部推出的天府文化訪談第二期開講。圍繞“三星堆-金沙的青銅器文化”這一主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黎海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冉宏林抽絲剝繭，一起探討三星堆和金沙為代表的古蜀青銅器文化。

　　古蜀人可能崇尚“三”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孫華認為，三星堆遺址的青銅器大致出現在與中原二里崗文化時期相當的時間段。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創造了哪些紀錄？冉宏林說，目前三星堆8個祭祀坑共出土青銅器近3000件，數量遠超國內同期或相近時期的遺址，顯示出顯著的集中性特征。此外，三星堆遺址的青銅器以人物、動物、植物形象為主體，如人像、神獸、神樹等，突破了中原青銅器以禮器和兵器為主的傳統模式，其裝飾風格和地域特色尤為突出。同時，這些青銅器體型高大，如通高3.96米的青銅神樹、通高2.53米的銅罍座倒立鳥足頂尊神像等，在國內同期考古發現中極為罕見。“三星堆青銅器以其數量之巨、造型之奇、體量之大，刷新了中國青銅文明的認知邊界，成為研究長江上游古蜀文明獨特性的核心實證。”

　　三星堆出土的銅器中，為什么會有數量巨大的動物形銅像？黎海超認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寫實類和想象類兩類動物形銅像中，鳥、龍、神獸等核心形象可能在祭祀系統中承擔著溝通天地的媒介功能，而神獸的復合形態則暗示了三星堆人對自然力量的整合與想象，但目前對上述器物在祭祀中的具體用途尚未完全明確。

　　在冉宏林看來，三星堆青銅蛇多帶有羽翅和羽毛紋飾，這表明它們是能夠飛行的神蛇，可能與龍的形象相關，用于祭祀活動。這些青銅蛇以三為倍數成批出現，可能反映了當時的祭祀制度和規儀。

　　孫華特別指出一個細節：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蛇旁邊常伴有圓環，這些圓環可能用于懸掛在更大的器物上，如神樹或神獸。他認為三星堆青銅蛇的設計或許受到了中原龍蛇文化的影響，體現出“人神互通”的信仰。古蜀人崇尚“三”還是“五”？孫華表示，他更傾向于“三”的可能性。這一觀點不僅基于三星堆出土的組合銅器多以三個一組或三的倍數出現，還因為許多類似現象在后世亦有跡可循。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中，還有一些讓考古學家感到困惑的器物，如龜背形網格狀器。由此可見，三星堆考古發掘有相當的挑戰性（解釋體系滯后于材料發現）。

　　三星堆-金沙青銅制作技藝各有特色

　　從青銅器制作技藝的角度來看，三星堆與哪些文明存在聯系？黎海超指出，三星堆青銅器的主要鑄造技術以陶范鑄造為核心，這繼承了中原青銅文明體系的特點，即采用分范鑄接技術，如用于大型復雜禮器（神樹、神壇）和組合式結構器物。三星堆青銅器制作中所展現的獨特鍛打技術同樣值得關注，這些技術主要用于生產薄片狀青銅飾件（如懸掛飾物），其規模與水平遠超同時期其他地區。黎海超認為，這與三星堆人受社會文化與宗教需求的驅動密不可分。“如在祭祀系統中對懸掛飾物的強烈需求（如模擬神樹搖曳的效果）。”

　　黎海超表示，盡管三星堆青銅器物的鑄造技術源于中原，并通過組合式創新適應了本地的宗教需求，但對于三星堆鍛打技術的源頭，他目前仍持存疑態度。

　　三星堆與金沙為前后相繼的兩大古蜀文明中心，而關于公眾關心的三星堆與金沙在青銅器上是否存在相似性與延續性這一問題，黎海超認為，兩者存在關聯延續的關系毋庸置疑，但具體怎么延續還需細致分析。他表示，三星堆晚期與金沙早期存在年代重疊，部分青銅器為同期鑄造。同時，金沙遺址已發現與三星堆晚期風格完全一致的青銅容器碎片（如紋飾、鑄造工藝），證明二者存在文化共存期。他指出，如三星堆小型金面具與金沙方形金面具雖形態微調，但象征意義一脈相承，雖然金沙遺址的黃金面具從三星堆遺址的橢圓形轉向方形，部分器物紋飾簡化，但核心符號元素仍舊保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青銅器體量減小但技術未衰退，反而出現彩繪等精細化創新。”

　　關于三星堆青銅器礦料來源問題，孫華介紹，早期人們推測范圍基于古人交通能力限制，認為礦料可能取自三星堆周邊山區。但三星堆附近銅礦開采記錄最早僅追溯至宋代，早期開采無明確證據。

　　此后，又有人提出來源于滇東北、秦嶺山區，甚至山東地區的假說。但是主流觀點認為，三星堆礦源來自長江中游礦帶。學者通過對青銅器鉛同位素分析發現，部分礦料可能來自同一遠距離礦源，暗示存在跨區域開采或貿易行為。此外，長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銅礦帶，都是中國早期銅礦開發核心區。這些礦帶資源豐富、礦冶遺址密集地帶，技術傳播路徑更符合區域互動的邏輯。

　　去年，三星堆發現玉石加工作坊的消息引發了廣泛關注。關于公眾關心的三星堆鑄銅作坊，考古工作者是否也在發掘過程中找到了相關線索？冉宏林介紹，目前考古工作者對前期幾次發掘的成果進行梳理，僅發現了孔雀石（銅礦原料）、銅砂和煉渣等遺存，而與冶煉相關的考古發現尚不豐富。系統性的成果仍有待后續深入研究。（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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