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里新編

成書時間

清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

何人所作

清代川人張邦伸所纂

主要內容

記述清代蜀中人物故實，多有他書未載之內容

重要價值

是研究清代四川歷史、文學及社會各方面的重要文獻

1800年成書、付梓的四川私修方志《錦里新編》，最近接連出版了兩個點校本。2024年8月，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嚴正道點校的《錦里新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日，成都大學原副校長楊玉華教授和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黃毓蕓共同點校的同一部古籍，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錦里新編》為清代川人張邦伸所纂志書，成書于清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主要記述清代蜀中人物故實，多有他書未載之內容，頗具史料價值，是研究清代四川歷史、文學及社會各方面的重要文獻。兩書接踵面世，成為挖掘巴蜀文化資源、賡續巴蜀文化學脈、推動巴蜀文化傳播的力作。

“在國為循吏，在鄉為鴻儒” 私修志書發揚鄉邦文化

根據嚴正道、楊玉華、黃毓蕓等人的梳理，張邦伸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出生在今四川廣漢，自幼苦讀，潛心學問。23歲時參加鄉試，中舉后進京會試，屢舉不第。

幸運的是，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朝廷“大挑”，即從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中挑取一等者以知縣用，二等者以教職用，張邦伸即以“大挑一等”分發河南借補光州（今河南潢川縣）判官，后歷任襄城縣、固始縣主官。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母親程氏去世，張邦伸辭官歸鄉，以著述和整理鄉邦文獻為己任，直至67歲逝世于成都。

南充知縣李元曾經稱贊張邦伸“在國為循吏，在鄉為鴻儒”，原因便是張邦伸著述極為豐富，共有17種之多，是古代蜀地的“多產作家”之一。

《錦里新編》是張邦伸辭官歸蜀期間纂修的記錄蜀中人物故事、山川名勝、風土人文的志書，成書、付梓于清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嚴正道說，“錦里”一詞出自《華陽國志》中的“錦工織錦濯其江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因此用來指代成都。不過，從《錦里新編》的內容來看，其所載人物并不僅限于成都地區，而是遍及整個巴蜀，因而可以看作清嘉慶以前巴蜀地區的一部人物志。

發揚鄉邦文化是產生《錦里新編》的內在動因，“其足跡所到之處，或搜集整理地方文獻，或考察山川地理，考證故實，孜孜不倦，令人為之嘆服。”嚴正道說，張邦伸還編撰有《光郡通志》《固始縣志》《地理正宗》《繩鄉紀略》《云棧紀程》等著作。

《錦里新編》作為清代巴蜀地區的私修方志，其編纂動因還受到了當時修志潮流的影響。楊玉華、黃毓蕓介紹，清代因修《大清一統志》，從全國征集志書，各地都掀起了編修方志的熱潮，數量遠超前代。《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清代方志5685種，其中四川（含重慶）地區數量最多，達477種，說明清代巴蜀地區的修志活動尤為興盛。

長期以來，《錦里新編》只有影印本行世，沒有經過系統性地點校和整理。嚴正道多年來一直從事巴蜀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在他看來，《錦里新編》的價值雖然比不上曹學佺的《蜀中廣記》，但它是一部“斷代”的巴蜀方志。2016年，嚴正道通過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帶著研究生一起正式著手點校工作。

楊玉華、黃毓蕓點校出版的《錦里新編》，則是成都大學文明互鑒與“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學術叢書第二輯的第一部出版物。“這套叢書的基本宗旨里面，有一條是關于天府文化基本典籍的整理，這本書于是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們希望該書既能方便學者使用，又能帶有一些普及性的意味，因此最終選擇以簡體橫排的形式出版。

記載50余位文人事跡 展現清中前期蜀地人文歷史畫卷

《錦里新編》共十六卷，記蜀中人物時事，斷自清初，全編分十四門，包括名宦、文秩、武功、儒林、忠義等，共載300余人傳記，其中不少人難入正史，若無此書，其事跡將逐漸湮滅。嚴正道說，該書在反映清初至乾嘉時期的蜀中歷史文化方面有極大的文獻價值，向世人展現出一幅清中前期四川地區豐富的人文歷史畫卷。

在保留蜀人詩歌及蜀中文學活動史料方面，《錦里新編》貢獻尤其突出，“涉及清初至嘉慶間眾多文壇人物的生平事跡和他們的文學創作，對于清代文學研究，特別是清代蜀中文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嚴正道舉例道，書中特設的“文秩”一門，分兩卷記載50余位蜀中文人的事跡，是研究清代蜀中文人的第一手資料。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錦里新編》保存了不少詩文，對整理和研究清代蜀中文學文獻具有重要意義。該書采用“以人系詩”的方式，在人物傳記中隨文引詩，或全詩照錄，或摘引警句，共計98首。楊玉華、黃毓蕓統計發現，其中68首見于李調元《蜀雅》等先于《錦里新編》成書的典籍，其余30首則始見于《錦里新編》。這些作品除殘句外，可辨別體裁者81首，其中近體詩75首，七言尤其律詩占有較大比重。“這一現象也側面反映了該時期蜀中詩歌思力與文氣兼長的特質。”楊玉華、黃毓蕓表示。

對于蜀中文學活動史料，《錦里新編》同樣悉心搜羅。蜀地自漢唐以來，人才輩出、文學璀璨，卻因久歷兵燹導致文獻嚴重損毀。因此在《錦里新編》中，張邦伸一則對清初至乾嘉時期蜀中文學群體有較全面的記錄，二則對不少文學遺跡進行了親身考察，三則保存了不少巴蜀文人的軼聞趣事，以及對創作細節的生動記載。

張邦伸認為“紀事必真，方可信今傳后”。例如，入蜀道人張清夜于武侯祠有題壁詩，張氏字學顏真卿，識者認為不減唐人手筆。張邦伸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游武侯祠得見，評價其詩其字“自然工麗，字亦清挺異常”。又如蜀中有“禹生石紐”的神話，《蜀王本紀》記載“其地名刳兒坪”，張邦伸考察并記錄刳兒坪“白石累累，俱有血點浸入，刮之不去”，以此印證相關傳說，為蜀中文學與文化研究提供了材料。

又如，主要活動于乾隆時期、曾任錦江書院山長的顧汝修，李調元《蜀雅》收錄其詩作，然而對其生平卻介紹不詳。《錦里新編》卷三為顧汝修立傳，并對其隨駕乾隆、應制唱和之事著墨頗多，對其散文也有所評價。“總之，正是由于張邦伸為其立傳，才使得這樣一些在清代文學史上成就不夠突出，但對蜀中文學和學術有重要影響的文人不為歷史所湮沒，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嚴正道說。

收錄“江口沉銀”等珍貴史料 補充鮮見于正史的民間視角

《錦里新編》的文學、文學史價值引人注目，該書在其他相關領域的意義同樣突出。

對清代蜀地方音研究，《錦里新編》就可能帶來助益。一些語言學家在談及這一主題時說，“我們能找到的材料，主要是楊慎的作品”，實則《錦里新編》收錄的詩詞亦是可靠語料。楊玉華、黃毓蕓認為，若將其中蜀人作品中的韻字摘錄出來，放進前人歸納的相關韻部，分析其分合條件，便可總結清代蜀語的若干語音特點。

嚴正道則指出，就其歷史價值而言，《錦里新編》中記載的人、事、物涉及不少珍貴史料。如有關張獻忠“江口沉銀”一事，書中楊展、費密傳記，以及卷十六《異聞三·江口淘銀》等就有多處記載。“當代考古已經證實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存在，兩者可以相互印證，足見其記載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與之相關的明末清初蜀地戰亂史實，除在卷十“張獻忠傳”“獻賊余黨”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外，在任鐘麟、茍克孝等大量普通人物的傳記中也經常涉及。嚴正道認為，這些普通人物的遭遇真實地反映了戰亂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當時社會殘破、民生凋敝的殘酷現實，因而更具普遍性和真實性，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正史記載的往往是宏觀的方面，《錦里新編》這樣的著作提供了更多細節，從普通百姓的角度去看待歷史事件帶來的影響。尤其明末清初，不管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的戰爭等災禍，它都補充了正史上看不到的民間視角，讀起來更詳細、更直觀也更震撼，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材料。”嚴正道說。

《錦里新編》的人物傳記中，還有不少對清代西南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其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價值。嚴正道舉例道，卷十二“打箭爐”記載了打箭爐（今四川康定）的女子經商現象，成為當地地處茶馬古道要地、商貿發達的重要反映。

楊玉華說，鄉邦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錦里新編》作為清代蜀中頗具代表性的志書，是傳承巴蜀文化的重要載體，對它的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巴蜀文化內涵的深入挖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巴蜀文化的承續與傳播。

嚴正道也認為，《錦里新編》具有重要的人文歷史文學價值，特別是對于四川地區的人文歷史研究者來說更值得注意。“古籍整理是為他人的研究提供基礎，否則有些文獻可能很多學者根本看不到，其重要性有時候不亞于出版一部專著。”他希望本書的點校出版，能引起研究者更多的關注，也能更好地為大家所用。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余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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